《法庭内外》是成都峨眉电影制片厂于1980年拍摄完成的剧情电影，由从连文、陆小雅执导，田华主演。
该片讲述法院院长尚勤刚正不阿，执法如山，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将真凶绳之以法的故事。故事大概如下：温泉市革委会夏主任的司机许大怀酒后行车，将女体操运动员姜燕燕当场撞死，温泉市南河区人民法院以许大怀虽系过失犯罪，构成交通肇事罪，但主动投案、态度好，免于刑事处分，无罪释放。
受害人的家属和单位不服，上诉到了温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温泉市中院院长尚勤在调查中发现此案另有隐情，许大怀系替人受过。事实真相是夏主任的妻子——温泉市物资局办公室副主任柳茹濂依仗丈夫夏主任的权势，用收买、拉拢、威胁、诱骗等手段让案发当天根本就没有出车的许大怀出面顶罪，真正撞死姜燕燕的凶手是夏主任的独子夏欢。
由于夏主任是尚勤的老战友、老首长，战争时期曾为了救她一命而负伤，尚勤之所以能进入法院系统工作也是夏主任一力推荐的结果，两人拥有非常深厚的革命友谊。但尚勤在这场法与权、法与情的斗争中选择了法，顶住了各方的压力，将一件掩盖在“交通事故”假象下的强奸杀人案的真相全部查清。
最终夏欢因为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社会主义法制冲破了封建特权势力的层层阻挠，取得了这场较量的最终胜利。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拍摄的一部宣传社会主义法制的电影，《法庭内外》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其中反映出大量的时代特色浓郁的元素，很多90后、00后的年轻人会感觉十分陌生，因此本厂长在此给各位小伙伴解释一二。
为什么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宣判不追究许大怀的刑事责任？
先来听一段南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许大怀的判决书的判词。
“现在宣判：被告许大怀，男、42岁，市革委直属机关汽车司机，因睡眠不足，在执行任务的行车途中由于天黑雾大、酒后行车，于本月3日傍晚七时三刻左右不慎将女体操运动员姜燕燕撞倒，当场死亡。经调查核实，确系过失犯罪。此次车祸虽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但鉴于被告能主动投案，认罪态度好，据了解被告过去一贯遵章行车，表现良好，念其初犯，决定免于刑事处分。”
现在我们再去听这段判词，基本都会认为这个判决有问题：就算许大怀之前的表现再好、再是主动投案、认罪态度再好、就算是初犯，人是被他撞死的吧？疲劳驾驶是事实吧？交通肇事罪和过失杀人罪是铁板钉钉的吧？就算许大怀是初犯、也自首了、认罪态度也好，这些充其量只能成为减刑轻判的参考建议，让许大怀少蹲几年大狱，怎么可以直接判免于刑事处罚呢？
但是在影片背景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个一审判决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站得住脚的。
首先是许大怀的身份——温泉市革委会直属机关汽车司机，说得直白点，许大怀就是温泉市革委会主任夏宜池夏主任的司机。那温泉市革委会主任是个什么样的官呢？
对于革委会这个词，90后和00后的小伙伴也许感觉很陌生，“革委会”全称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机构。从1967年2月23日在上海成立第一个革委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始，到第五次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于1979年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各级人民政府为止，前后存在十二年。具体到影片中的温泉市革委会主任可以被看作是温泉市的市长，是温泉市的政务“一把手”。
能给温泉市的“一把手”开小汽车的司机绝对不是一般的司机，至少是领导的亲信，鉴于夏宜池这个角色设定是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老革命，那么以许大怀的年龄推算，以及许大怀的老母和儿子在夏主任的妻子柳茹濂面前“不当外人”的行为举止看，许大怀很可能从解放后不久就开始为夏宜池开车，和夏宜池有非常深厚的情谊，这样的人已经可以算是夏宜池的“家人”都不为过。
所以面对这种“有分量的人”，南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对许大怀“网开一面”就显得不是那么毫无道理了。所以影片中温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在复核一审案卷那一幕中提到了这么一个细节：南河区人民法院原本是要判许大怀两年有期徒刑的，就因为他是市革委会主任的司机，所以改判免于刑事处分。
当然了，站在观众视角，许大怀之所以被判免于刑事责任还有一个带“剧透”的原因：因为他确实是无辜的，但为了保护真正的凶手，夏主任那个独生儿子夏欢，就只能“苦一苦许大怀”了。但正因为许大怀的的确确是无辜的。出于愧疚，南河区人民法院权衡再三就做出了不管在电影中的人民群众还是电影外的观众看来都觉得十分拧巴的判决：判罪名成立，但不追究刑事责任。
当年为什么个人离开了组织就寸步难行？
许大怀被一审宣判不承担刑事责任并当庭释放后，人民群众对这个判决结果非常不满，死者姜燕燕的母亲在姜燕燕所在的学校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找到温泉市中院尚院长递交上诉材料。这里就有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上诉材料不是姜燕燕母亲个人递交的，而是姜燕燕所在的学校党支部以学校全体师生的名义提交的。影片中的党支部书记悲愤的表示：“我们学校要求依法审判，要是一般司机在酒后开车，还轧死人跑掉，按照法律能不判罪吗？”
注意，支部书记说这话的时候不是代表她个人，而是代表学校党支部，是一级党组织和尚院长说话，她说的话不是代表她个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一级党组织的看法。
同样，眼看复查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姜燕燕的体操教练来找尚院长要说法时也不是代表他个人来的，而是代表整个温泉市体委来询问案件复查的进展，表达的也不是他个人对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的不满，而是体委的不满！所以他和尚院长的对话里的第一人称开头始终不是“我”，而是“我们体委”。
这就是影片所处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一个常态现象：社会结构是由各级组织构成的，脱离组织的个体几乎是不存在的。党员归各级党组织管，体制内人员归单位管，教师学生归学校管，工人归工会管，居民归居委会管。跨单位、跨地区的交流需要组织开介绍信，遇到难事了由组织出面帮助解决，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公有制社会结构的一种体现，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90后和00后也许无法理解，但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常态——个人一旦离开了组织，的确寸步难行……
为什么当年高干子弟犯罪成了当时的一大社会现象？
影片中的夏欢的堕落其实在当时的社会上并不是孤立现象，这可以说的带有一定时代悲剧色彩的社会现象。
文革开始后，一批像夏主任这样的“老革命”被打倒或者“靠边站”，而一批像夏欢这样的高干子弟因为父母被“打倒”或者“靠边站”而失去了管束，要么作为“黑五类”的子女成为社会上的“街溜子”，要么就像本厂长的母亲这种“可以被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前往条件艰苦的农村插队落户“修地球”，在文革那十年中吃尽了苦头。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像夏主任这样的“老革命”被恢复工作，而夏欢这样的高干子弟们则重新回到父母身边。恢复工作的干部们或者出于工作原因无暇管束子女，或者出于子女因为自己被打倒而受到牵连的愧疚，对子女的行为普遍采取或有意或无意的放纵，于是就出现了像夏欢这样的一批仗着父母是高级干部的权势在社会上为非作歹的高干子弟。1977年到1979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所在的成都市就办了数起高干子弟流氓案件和故意伤害案件，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这也也成了拍摄《法庭内外》这部电影的一大诱因，1983年开始的第一次“严打”中各地严办了一批罪大恶极的高干子弟，才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部分高干子弟的嚣张气焰。
如何看待唐小素这样的女孩？
电影中，温泉市某机关打字员唐小素是指认夏欢犯罪的关键证人，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曾经被夏欢这样的高干子弟玩弄过的女性。
唐小素这样的女性在当时中国社会上有一定代表性，这种女性出身普通但颇有姿色，内心里对阶级跃升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梦想着能被高干子弟看上瞧上，从而嫁入高干家庭、一步登天“跃龙门”。当然具体到唐小素个人并不是有意攀附权贵，而仅仅是天真的以为夏欢是真的喜欢自己，所以才会在某天在小汽车里和夏欢行了苟且之事。
在意识到夏欢并不是真心喜欢她，也没有娶她为妻的意思，她也愤怒过、抗争过，但无济于事。从她能给尚院长写匿名信告诉她许大怀是无辜的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唐小素本质上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女孩，只不过被所谓的爱情和阶级跃升的憧憬冲昏了头脑，做出了傻事，是个值得同情的可怜人。
为什么说林秘书这样的秘书是个领导都喜欢？
影片里头尚院长在询问林秘书时有这么一段十分经典的内心独白：“这是一个很容易讨人喜欢的人，看这变幻多端的脸，这一张谙于巧辩说假话的嘴，这一双善于察言观色的眼睛，还有这嗅觉灵敏的鼻子，许多事情都坏在这‘抬轿子’人的手里。”
电影中的林秘书显然是被塑造成了一个反面角色，可是根据尚院长对他的描述，扣除最后一句“许多事情都坏在这‘抬轿子’人的手里”的评语，光看“这变幻多端的脸，这一张谙于巧辩说假话的嘴，这一双善于察言观色的眼睛，还有这嗅觉灵敏的鼻子”，这就是“一个很容易讨人喜欢的人”。
这种人为人细致入微，善于察言观色，凡事能比人多想一步，事事都能给你办得妥妥帖帖，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觉。这种人就是完美符合领导秘书的所有要求的人设，能分配给市革委会主任当秘书的人，就是这类人当中的佼佼者。这种人没有个人的是非善恶观念，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领导排难解忧，在外人看来林秘书这种人也许是个没有原则、只知道巴结逢迎领导的人，但又有哪个领导不喜欢用这样的秘书呢？想想《人民的名义》里头“高育良书记最喜欢的秘书陈清泉”；再想想“赵立春书记也很喜欢的秘书刘新建”，甚至在给赵立春当秘书时的李达康，不都是林秘书这样的“好秘书”吗？
为什么夏欢的母亲柳茹濂深度参与包庇夏欢却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影片中夏欢走向犯罪的深渊，其母亲——温泉市物资局办公室副主任柳茹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她毫无底线的溺爱，夏欢不可能如此嚣张和有恃无恐。
在夏欢犯事后，柳茹濂又通过各种关系为夏欢脱罪，先是通过林秘书让许大怀出面顶罪，她的如意算盘打得噼啪响：让许大怀顶罪、再给许大怀运作一个轻判，再给姜燕燕的母亲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封她的口，就能把事情给轻轻揭过去。
事实上一审判决许大怀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判决结果让她几乎就成功了。如果尚院长是个没有原则的人，为了报战争时期夏主任对她的救命之恩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夏主任最后没有大义灭亲，而是选择动用关系包庇自己的独子夏欢的话，她可能真的就成功保住儿子夏欢了。
即便在夏欢的犯罪事实被查清楚后，进入二审程序的时候，柳茹濂依旧奔走穿梭于各个上级领导的家各种找关系拉靠山，动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给尚院长施加各种压力，意图逼迫尚院长对夏欢从轻发落，其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包庇罪，可最后影片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追究柳茹濂包庇罪的刑事责任呢？
从法制观点来看，柳茹濂的行为无疑构成包庇罪，且由于夏欢的犯罪性质极为恶劣，造成严重后果，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罪行的包庇自然也算是严重的包庇犯罪。包庇孙小果犯罪的孙小果母亲孙学梅最终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可行为性质类似的柳茹濂为何能全身而退呢？
可是在影片当时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下，柳茹濂的全身而退背后是有一套自洽的逻辑支撑的：
首先，她是夏主任的夫人，夏主任唯一的儿子已经被枪毙了，再抓他的妻子去坐牢，对夏主任来说太残酷了，所以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其次，柳茹濂不是一个人在包庇夏欢，而是发动了许多人在一起包庇夏欢，其中不乏许多给尚院长打电话为夏欢开脱求情的领导干部，把柳茹濂抓了，那这些领导干部的责任要不要追究？事情岂不是越闹越大？
所以，影片最后判了夏欢死刑，而放过了包庇夏欢的柳茹濂，在结束时还给了一个尚院长和柳茹濂这对原本关系不错的好朋友长时间对视的镜头，也许影片的主创和编导也觉得这并不是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虽有遗憾，但已经是社会主义法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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