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身没有假设，但一切皆有可能。尽管如此，我们仍常常忍不住问：“如果当时采取不同做法，结果会怎样？”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讨论正规配资平台官网，尤其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例如有人说，如果清政府当时号召全国勤王，坚持与列强进行持久战，就能赢得战争。这种说法从情感上讲可以理解，因为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给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屈辱历史记忆。
然而，把这种情感理解放到历史逻辑中，就未必成立。一些人试图引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观点来论证晚清中国通过全民持久战抵抗列强的可行性。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双方实力差距巨大，国民政府内部出现悲观情绪，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宣扬“抗战亡国”的论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则提出《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
展开剩余83%《论持久战》对中日两国实力进行了分析：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日本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上都优于中国。然而，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退步且野蛮的。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和人口相对有限的国家，日本在长时间战争中难以支撑其人力、军力和物力消耗。
相比之下，中国的抗战是正义且进步的，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土、丰富的物产和庞大的人口。《论持久战》正是基于此断言，战争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事实上，抗日战争的过程验证了《论持久战》的判断：抗战初期，作为农业国的中国面对已经工业化的日本，曾陷入被动局面，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但中国最终凭借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全民团结的力量，耗尽了日本的战争能力。
既然20世纪的抗日战争能通过持久战获胜，那么19世纪的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为什么不行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19世纪的中国人面对列强入侵时，同样进行了顽强抵抗。三元里民众自发抗击英军；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刘永福的黑旗军参与中法战争和台湾抗日；冯子材在镇南关大破法军；刘铭传在基隆战胜法国将领孤拔……
要知道，中国的国土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这意味着中国具有天然的战略纵深。即便反击暂时失败，也可利用广阔国土换取时间，进行持久抗战。正是这种广阔战略纵深和民众的抵抗，使中国避免像印度那样彻底沦为殖民地。然而，19世纪中国的抵抗与20世纪抗日战争有明显不同。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发动人民群众，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尽管国民党内部存在摩擦，但在大方向上仍坚持抗战。因此，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团结一致的战争。而19世纪的抵抗则不同，那时的斗争要么是民众自发组织，要么是部分爱国将领领导，清政府并未放手发动全国人民抗击列强。
如果当时清政府号召全民与列强死拼，是否能赢？毫无疑问，中国地域广大，如果充分发动人民，是能够承受压力的，但这并不代表清政府能承受。国家与政府并非完全等同。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武器装备、部队管理、战略战术、经济后勤等等。如果逐一分析，足够写一本书。这里我们重点讨论深层次原因：这两场战争本质上是旧式封建王朝与近代化国家的战争。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但当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仍是前近代封建社会，而非现代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属于“受命于天”的皇帝，而非全民。普通百姓在国家中的地位只是被管理的对象，缺乏公民权利。人民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唯一途径是缴纳苛捐杂税。鸦片战争后割让香港、甲午战争后割让台湾，都未征求民意。普通百姓有义务无权利，这是前近代封建国家的典型特征，也导致民众缺乏国家认同。清军入关后实行剃发易服，更伤害汉族民众的民族感情。
清朝统治下，满汉矛盾尖锐，政府难以真正放手发动全民抗战，因为武装民众可能反过来威胁清政府统治。当我们今天惋惜甲午战败，是站在民族立场上，但当时统治者未必如此。清政府首先考虑的是江山稳定。戊戌变法期间，顽固派攻击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显示了清王朝统治者的私心：国家在他们眼中是私有财产，民众是统治下的奴隶。因此，他们“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而非民族整体利益。
在清政府眼中，最大的敌人并非列强，而是掌握武器的民众。清朝的高压统治决定了其不可能号召民众与列强死磕。列强可以撤退，但清政府无路可退。要发动全民勤王，首先必须武装民众，但清政府担心民众拿起武器后不会效忠王朝，而是反抗。清政府对民众的担忧远超对列强的担忧。
当清政府同时面临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入侵时，恭亲王奕訢指出：“外夷乃芥藓之疾，长毛乃心腹之患”。清政府将武装民众视为心腹之患，因此不可能充分放手发动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和持久战虽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抵抗侵略的有效手段，但在晚清的客观环境下，并不具备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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